Irrational Exuberance 非理性繁榮| 淺談貨幣主義

我們現在正處於全面QE之後的”償債期”，長達20年的漫長QE帶來了繁榮的假像以及幻境。西方社會嘗試通過各種超常規的貨幣工具以阻止經濟走向日本式的通縮，但又無力面對加息退出QE之後所帶來的巨大陣痛以及沖擊。

而在covid疫情，俄烏戰爭和democrat激進的大禮包式的經濟刺激下，通脹伴隨著全球供應鏈的失衡，扭曲最終失去了控制，倒逼美聯儲不得不走向循序漸進的加息之路。倘若沒有這些因素，美聯儲加息勢必
然而美聯儲的加息卻來得異常緩慢，整整一年裡，加息的總幅度甚至都沒能超過4%。如此緩慢的加息速度換來的是華爾街對於加息的盲目樂觀，應該說大部分理解我們所面對的複雜世界的經濟分析師都能看到的問題，為什麼華爾街意識不到，因為美聯儲所釋放的信號曖昧不清。

總的來說，加息不會過於激烈，但是加息的上限會被拉高這樣的表態實際上就是在時間維度上延長，以彌補加息對於整個信用市場的潛在巨大衝擊和損傷。

美聯儲的”既要…又要”，反映出了整體凱恩斯貨幣主義下的巨大困境，當然這部分我會收到許多央行評論者或是觀察者的抨擊，而這些抨擊的理由，無非是美聯儲作為央行是獨立的，是不受任何政治力量的干預的，或是美聯儲的加息決定本身，是源於”數據驅動（data driven)”。

而美聯儲決策來源的data，都是來源於這些被稱為DGSE的複雜經濟模型。而美聯儲的決策，就是基於FOMC，由board的govenor以及美聯儲分行行長根據數據以及模型所跑出來的結果，在做一個投票。

真正對於這些決策模式以及流程的疑問，就源於這些美聯儲分行所進行的數字建模方式，是否準確，是否能夠幫助我們度過經濟的難關，這些數字建模的方式，被統稱為DSGE,全稱為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本質來說，這個動態均衡DSGE模型就如同氣象分析預測一樣，嘗試在經濟總量中尋找並歸因足夠多的變量，並將這些變量進行反複測算，直到得到一個計算結果，但這樣的計算結果是否可以準確預測危機的到來，07~08年的金融危機被證明是一場災難，DSGE無力預測到08年金融危機的到來，但仍然有相當的經濟學家嘗試捍衛DSGE在各國央行主流甚至是無上的學術地位。
DSGE模型的特點有三：
其一”動態”：
就是指經濟個體在整體經濟時間中的跨期選擇。

其二”隨機”：這探討隨機的金融危機，黑天鵝，災難性事件對於經濟的衝擊和影響。
比如說”技術性衝擊（technology shock)”/貨幣政策衝擊（monetary shock)”或是偏好衝擊（preference shock)

其三”一般均衡”：這部分主要是衡量企業等個體在經濟中的行為，同時衡量企業和個人如何在經濟中達到最優解，對於自身最大的經濟效益。而這點同時會影響商品市場以及勞務市場的走向。
DGSE的前身來自於景氣循環模型和隨機衝擊模型的結合。新老DGSE模型之間的最大區別就在於舊的DGSE模型僅僅考慮完美均衡的市場前提，而且每個參與者都是所謂的理性人。新的DGSE模型加入了不完美的市場前提，加入了價格/工資的僵固性（rigidity/stickness)
由於古典派的DGSE模型在物價以及經濟數據測算上的不利，現代央行選取了實證型的DGSE作為測算物價，通脹以及就業數據的經濟模型。應該這麼說，對於現代央行決策來說，經濟增長數據的趨勢，預測值，核心通脹/物價的預測值以及增長，對央行的決策才具有根本的價值和意義，央行的行為本身並非以（是/否發生金融危機）或是（是/否）將形成更大的金融系統槓桿化或是泡沫化。
現代央行的職能意義在於根據經濟數據”看菜下飯”。
對於復雜的金融衍生品市場以及金融系統可能遠遠不夠。
金融危機的爆發，往往無法通過線性經濟數據以及模式來感知。像次貸危機這類金融災難爆發前，我們難以通過”核心物價”或者是其他的經濟數據模式來判斷。我們是否正在面臨一場全面的金融浩劫，這些數據往往都和信用市場，流動性指標有關，而這次的全球金融衰退，在是否形成，以及形成的規模大小，在今日的市場尚未取得共識。
全球央行終究會發現，DGSE模型需要對更多隨機性的金融危機，衝擊做出有效的測算。並且對於危機模式的識別的重要性，恐怕不會比盯住通脹，經濟增長以及就業數據來得更低。而格林斯潘年代下，看似無所不能的央行，其實正是刺激起整個金融泡沫的”共犯”，各項經濟數據的向好，並沒有給DGSE模型任何啟示，而這些經濟模型，也無助於我們規避風險，或是幫助納稅人省去更多的成本。

相反，DGSE成為了現代經濟學家，貨幣主義者，技術官僚的所謂”聖杯”，就如同1970年代犯下盲目追尋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es curve) 。即便有些人認為，在年輕時期叛逆，熱愛安蘭迪的那個反體制的鬥士格林斯潘應該是一位自由的，給央行帶來變革的角色，然而從他的矛盾性和自我衝突來看，他並未在他的任期上貫徹他的觀點，他不幸地被巨大的權力，或是來自於階層的力量所腐化了。

相反一個看似循規蹈矩，看似一本正經，私人生活毫無特色乏善可陳的前任美聯儲行長保羅沃克爾，卻激發出了驚人的勇氣，我並不認為他是根據DGSE模型所給的數據所作出的判斷和政策勇氣，他選擇跳出這個框架，最終也成就了他”美聯儲最後的英雄”的美名。

反觀非理性繁榮時代下的格林斯潘，他在青年時期所用力反對的最終定義了他，這才是作為一位學者最大的悲劇。而這樣的錯誤，我們將在這兩年，鮑威爾之手見證相似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