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概股】滴滴之死，中概股之殤

近期看挺多文章開始有意圖的去洗地，比如各種開始說境外代理人，或是將滴滴這種公司開始了憤怒的公審。誠然這類公司上市的過程中就充滿了原罪或是既得利益的分配。看懂了上市企業的資本運作，就理解了後面棋局的思路，就看清楚了更大的格局。

其實這類事件都是一體兩面。當蛋糕重新劃分的時候，勢必將會衝擊整個產業的形態以及利益的重構。

而無論是今年螞蟻上市遇到阻力涼涼，還是字節跳動延遲IPO，或是滴滴，好未來等企業爆發相關風險，事實上都是一種強制的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也是一桿子打翻一船一船希望獲得美刀資金出境的精英們的美夢。
今天要聊下我對滴滴事件以及中概股的看法。

自從滴滴出事後，滴滴的股價暴跌近30%。
9年的投資，最終股價毀於一旦。

一輪輪的戰略投資，到如今9年了，終於上市，等待滴滴的卻是一地雞毛。
對於滴滴DIDI是否會將安全數據銷售給美國，如果這個邏輯是正確的話，那麼一定要將京東JD，阿里巴巴BABA，或是其他將數據賣給美國人的企業搞下來，那不能單單搞滴滴一家企業。因為阿里巴巴涉及到更多維度的數據，消費數據，喜好，和地址地理信息等。

如果這個邏輯是正確的，那麼為啥不整京東呢，不懂。

誠然滴滴作為一個嚴重依賴於國內市場，在海外業務乏善可陳的一家獨角獸，而它在國內乘車行業無疑的壟斷性地位的確依賴了一些特權以及柳家的資源。
而為何這些大的中概股企業集中在去年和今年上市，其實從側面來看其實就是這些管理層極度想要及時將手中的籌碼套現，並且走成美元的行為，不得不說某種意義來看，是一種資本的集體出逃。

從滴滴的商業形態來講，它不過和百度，或是騰訊一樣，拜託不了對於國外競品UBER的”過度””參考”以及”微創新”。

這點滴滴之於UBER其實和當年馬雲的淘寶之於EBAY一樣，非常類似的底層產品邏輯以及商業生態。同樣的支付寶對標PAYPAL, 當然，如果我在這裡如果用了類似抄襲這個詞，估計有相當數量的人會開始上綱上線。

包括百度，滴滴等一眾企業，事實上有一個神助攻，那就是大家看不見摸不著的那一堵牆。而如果這堵牆沒了，是否這些中概股的核心競爭力會大打折扣？這些是如今的中概股投資者，打新者需要重新思考的問題。

為何過去有這麼多的科技公司不願意在A股上市，而非得去美帝的資本市場做”叛徒”不可？其中原因就請讀者們細品。

同樣的也有大量的優良企業不選擇去滬深上市，或是科創板而是選擇通過港股上市去彎道”出海”，然後征服星辰大海，其實這些企業家本身都有自己各自心照不宣的原因，只是誰也不願意先講出口。

首先是估值，在A股能否獲得在美國，或是港股市場如此高的估值？如果A股本身俱備更多的增量資金，何必花如此大的精力出海去IPO？

無論這些媒體或是有心人如何去解釋，現階段來講美國資本市場仍然是全球規模最大的資本市場。而美國資本市場沉澱著全球不同國家來的資本。這也使得這部分”民營背景”的企業家仍然會選擇去美國上市，而不留在A股市場中。

再者是市場環境以及流動性。選擇在A股或是港股上市的企業家無非是看重香港市場以及美國市場允許AB股等製度環境設計，這些靈活的環境能夠更好匹配這部分企業家的需求。

所謂”AB股制度”，即雙層股權結構（dual-class share structure），是指將股份的表決權與收益權進行非比例性配置，允許公司發行表決權數高低不同的股份，表決權數較高的股份（高級別股份，superior class share）通常由公司創始人或管理層持有，表決權數低的股份（低級別股份，inferior class share）由公眾股東所有持有的一種股權架構安排。

顯而易見，AB股制度屬於一種特殊的公司治理結構，突破了原有的”一股一權”的單一股權架構，對不同類別的股份所承載的表決權進行差異化安排，即某些股份的表決權，弱化或取消了另一些股份的表決權，故通常稱為”特別表決權”。

回顧美國上市公司AB股制度的發展歷史和實踐情況，AB股制度常見於科創類企業。其原因是，最初由於科創類企業多以輕資產經營為主，難以獲得商業銀行的貸款融資，而盈利週期又比較長，故大多以股權融資為主。伴隨1980年開始美國本土敵意併購的浪潮，在同股同權的製度下，科創企業創始人或管理層面臨股權被稀釋的風險，甚至可能喪失公司經營決策權，出於抵禦敵意併購的需要，各上市公司紛紛要求實施AB股制度。目前，較為知名的科技類上市公司Google、Facebook、百度、京東等均設置了AB股架構。

A股科創板、創業板註冊制適用AB股制度，其主要受美國、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交易所的影響。 2018年，香港聯交所正式採納”不同投票權架構”（香港版”AB股架構”），較為典型的案例是小米集團和美團點評。

正因如此，許多的企業選擇不留在國內上市，而這些科創企業更好的變現方式，無疑是通過海外IPO或是香港IPO。

這意味著資本能夠跨過這個看不見的一堵牆，翻出去，那就更加自由了。
第三，在香港和美國上市的製度更為快速，透明以及便捷，無需通過黑箱子作業一般的A股審批制。

而且作為科創企業來說，在美國上市以及港股上市，允許通過VIE的結構來發行，而科創企業從結構上來講，他們更加需要VIE架構來吸引多輪投資以及戰略投資者，這也是為何這些國外上市企業頻頻被”點名”為境外勢力的重要原因，因為如果我們回去看咱中國高增長的獨角獸科技企業，有哪幾家沒有紅衫資本，這一”美國資本”，境外勢力的身影存在？

“境外勢力” 專用VIE 框架
這也是為何柳傳志嘴巴上說如果聯想在A股上市能夠獲得更高的PE估值，但是身體非常誠實仍然選擇跑去港股上市的原因。

同樣的作為科創企業來說,首先戰略投資者想要套現，再來是科技企業往往具備高估值，壟斷，以及高增長的特性，而這點和傳統領域的實體企業是具備很大的區別的。

傳統實體企業往往更多在A股上市，一是由於在香港，美國上市企業本身需要有足夠的業務以及利潤增長。而實體產業往往增長來看，並沒有這麼巨大的增長潛能。二是在稅務以及業務上面來看，實體企業如果在境外上市，除非有十足的把握，那麼實體企業需要去繳納更多的稅務以及相關的財務成本。
從這點來看，科創公司天然地有去港股以及美股做境外勢力的需求。
因為VIE的框架中必然會有大型的國外資本作為戰略投資以及資方。

這點我們看到阿里系背後來自日本的軟銀等，都是具備有外資的成分，那麼是否僅憑這點就能夠將這些企業洗成境外勢力代理人？

個人感覺缺乏邏輯以及依據。
但是這個是如今看公眾號流於形式，拒絕思考，用民族意識形態思考一切的非理性環境下的一種新潮流以及必然。
現在回到我們的標題，那就是為何滴滴之死，是中概股之殤？
這個其實是一個時代的謝幕，那就是弱監管時代的結束，強監管時代的到來。無論是從A股的游資莊家葉飛，還是從滴滴好未來螞蟻上市我們都可以看到這個時代已經到來。

比如瑞幸，樂視等這類具有龐氏騙局特徵的企業頻繁存在，這些企業無論在國內外都有之。
而往往蒙蔽投資者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把投資當成是一種信仰，比如相信樂視假藥停明天回國還錢。
而我們是否應該允許金融市場本身俱備更多的靈活度，而這正是為什麼A股推出科創板的原因，首先是允許AB股再者是和仿照美國的納斯達克市場的製度以吸引來自國際的資本。

滴滴事件將給企業家們一個很大的警告，那就是國內的企業在未來在美國市場上市的難度將增加。而企業家也同樣不能抱著過去的僥倖心理，比如搞個瑞幸咖啡弄幾個紙糊的門市，然後跑到美國騙估值。然後利用GAAP美國會計製度以及國內會計審計製度不共享信息票據的灰色地帶，圈錢就跑的這種惡性現象。

最終發現你坑的不是美國投資者，你並未為國增光，結果你相反割到的都是自己人的韭菜，因為瑞幸國外就壓根沒有幾家店。

恐怕滴滴的原罪不在於它向美國ZF提供多少敏感數據，因為說句實話這些數據對於軍事數據來說意義不大，滴滴真正的原罪在於沒有認清楚形勢，同樣在公司業績野蠻生長的過程中忘記了當時的初心，大量安全事件的滋生，還有壟斷地位以及特權的獲取，都是滴滴事件給到未來想上市企業家的警告。

然而對於投資者來說，少些閱讀幾毛錢的媒體爽文，以及知乎情緒化的高讚帶節奏的水軍回答，更多聚焦於深度的干貨以及金融知識的學習，以及深入到對於企業財務知識，上市審批制度，以及交易所製度的學習才能夠讓我們獲得持久的競爭力。

金融市場從來不是隨便誰都能賺錢的地方，我們最終獲得的超額收益都是在我們的認知能力中的。而最終讓我們賺錢的，絕對不是陰謀論和帶節奏的觀點，而是深度的獨立思考，聽取多方觀點並形成自己判斷的能力。

而中概股真正的問題在於，一批懷有對企業能力過度幻想的天真投資者，以及不懷好意急著套現的上市公司，當這兩者聚在了一起，那就是一個願割，一個願挨。

後面等待滴滴的，是一系列的大麻煩，不限於更多調查以及集體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