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原罪｜貨幣主義的暗淡未來

我一直是當代激進貨幣主義以及政策的批評者。 ‍‍‍‍‍‍‍‍‍‍‍‍‍‍‍‍‍‍‍
而這十幾年來我一直沒有改變我的觀點。

正如經濟學家Milton 所說，通脹追根究底是一個貨幣現象。 ‍‍‍‍‍‍‍
而當財政系統大量進行移轉，流動性大量注入到金融市場之中，所帶來的後果，其實就是我們的金融系統更加脆弱。

全球迄今為止承受的通脹問題，除去俄烏戰爭之外，起碼拜登政府濫發貨幣，財政部”大撒幣”也起碼要佔據三成的原因。 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聯邦政府的轉移天量支付實際上成為了通脹最劇烈的導火索之一。 20年聯邦支出如下圖，可以看到飆漲的美國巨額支出事實上點燃了通脹的最後一枚火星。 ‍‍‍‍‍‍‍‍‍‍‍‍‍

為了評估通貨膨脹對這種支出的反應，我借鑒了胡佛研究所的約翰·H·科克倫（John H. Cochrane）的研究所提出的”物價水平財政理論”。

假設政府不打算通過削減其他支出或提高稅收來為任何額外支出提供資金。如果國債沒有正式違約，那麼”收入”必須來自高於正常或預期水平的通脹，這反過來會降低未償政府債券的實際（通脹調整後）價值。具體而言，自 2020 年年中以來每年超過 2% 的通脹可以被認為是物價水平意外上漲的累積，而從 2020 年 5 月到 2022 年 7 月，這種消費價格超額通脹的累積約為 11%。

淨名義公共債務大致對應於公眾持有的債務，在 2020 年年中為 21 萬億美元，佔 2021 年 GDP 的 91%。這一概念係從總債務中減去聯邦信託基金和機構持有的金額，不減除美聯儲持有的部分 — — 這是合理的，因為美聯儲持有的美國國債和抵押貸款支持證券與美聯儲的名義負債大致平衡。 （也可以根據 CPI 指數化的聯邦債務進行調整，但這一數額僅佔總額的 7% 左右。）

物價水平意外上漲 的11%使淨公共債務的實際價值降低了 2.3 萬億美元（相當於 11% 的債務違約），這等於是聯邦政府的有效收入。 （由於物價水平的上漲系意料之外，它不應該影響政府必須為其債券支付的名義利率。

為了支付全部 4.1 萬億美元的超額支出，物價水平的意外漲幅需要更大：在 19%左右，而不是 11%（但即使是這個更大的數字，可能過於樂觀，也要假定政府將未來不會出現更多的支出激增）。從 2022 年 7 月開始，所需的價格水平調整可以通過一年 9.4% 的通脹率、兩年5.7% 的平均通脹率，或五年 3.5% 的平均通脹率來實現。

這段時間過去之後則是 2% 的通貨膨脹。五年的結果與債券市場當前五年期盈虧平衡通脹率相差不遠。也就是說，財政視角符合從常規和指數化國債的五年收益率推斷的預期通貨膨脹率。

因此，一個合理的論點是，由新冠衝擊引發的聯邦支出激增導致價格水平永久性地意外上漲約 19%。價格水平的這一上漲是為新冠相關額外支出提供資金的一種機制。在合理的情況下，CPI 通脹率從目前的 8.5% 快速下降，未來五年平均約為 3.5%。雖然通貨膨脹率最終會回到 2%，但物價水平的上漲是永久性的。

歸根結底，儘管貨幣政策在太長時間內過於激進，但近期高通脹背後的罪魁禍首可能是異常擴張的財政政策。

然而即便我們知道，拜登政府某種程度上在扮演著”賊喊抓賊”的角色扮演遊戲，但是拜登仍然需要證明自身的團隊，有實力，有能力提供充足的就業，以及逐步遏制能源以及通脹，物價成本，來持續獲得連任的機會。
而這正是整個遊戲荒謬至極的一面，聯邦政府一手點燃這個通脹，而俄烏戰爭從側面上來看又是美軍在中東問題示弱，搞砸的一個直接結果。地緣政治來看，俄羅斯為何挑選這樣的時機出手，和美國在中東問題的反應有著直接的關聯性。然而這兩者都是導致疫情后時代我們面臨供應鏈，戰爭，通脹的問題的一個重要來源（並未將所有責任歸咎給拜登政府，請勿以此做文章）。

當然拜登嘗試將這一切都怪罪給俄烏戰爭，卻刻意忽視了民主黨的巨大腐敗和利益輸送。
現在拜登的團隊在就業數據上做一些手腳，那就是將part time job的數字計算入整體就業率來計算，並嘗試通過施壓鮑威爾的方式讓股市能夠溫和反映，起碼走向一個溫和的”軟著陸”，而當然，主流媒體將避免使用”經濟衰退”一詞。當然，這種數據是不利於選舉的。

而這正是為何Larry Summers（前美國財長，哈佛榮譽校長）要通過不同的數據來發表他認為的就業市場將惡化的觀點。他的確看到了白宮正在嘗試玩一個愚弄老百姓的數字遊戲。
這樣濫用貨幣政策必將導致更加嚴重的後果。這是一場積累了幾十年的風險的遊戲。當這場遊戲無法拖延下去的時候，倒計時就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