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做空者正名 — — 市場的均衡| Why we need the BIG SHORTS?
當我們比較兩種金融系統/制度，第一個體制是rigged from DAY 1，第一天就是完全被操縱，第二個系統是rigged sometime but finally balanced via may conflicts and events. 從觀感上來說，我們會形成，第二套系統已經腐爛掉了，已經沒有希望的人為偏見。
因為第一個本來就沒有任何希望，因此所有後者的矛盾和衝突，都會放大。所以我用這個例子來表達我對於美國ZZ局勢現在的看法，一旦出現了一種極端的力量，就會創造另一種極端的力量去糾偏這個力，而這個動態再平衡的過程中，新的市場均衡（New Market Equilibrium)，這股力量同時也在美國金融市場形成。
在一個健康均衡的生態系統中，獵食者和被獵食者的數量都會保持一個均衡，而如果我們單純怪罪為什麼老虎或是獵豹應該獵殺，或是他們的獵殺是一種道德不正確，而去盲目保護被獵食者，那麼這些被獵食者的數量就會提升，最終使得生態系統被破壞。
而我們同樣不能夠更加偏頗地保護獵食者，因為獵食者數量的過度增加同樣會毀滅這個生態系統。
金融市場就是這樣的脆弱的生態鏈。每一個人不自覺地成為獵手/獵物並且不斷在這中間形成轉換。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既需要有多頭，同樣需要有市場空頭。而當我們盲目妖魔化任何一方，都會破壞我們對於事物本身的認知。更多時候大空頭扮演著被妖魔化的角色，他們天然承受著更多的”不道德“的指責。
而市場的死多頭往往能夠以僱員的薪資收入，家庭收入，作為維持龐氏騙局ponzi scheme的道德綁架理由，來去說服市場接受自身毫無道理的市場估值以及價格。而做空者通過唱空，來淘汰不行的商業模式，優勝劣汰，維持市場的平衡。就如同禿鷲一樣，如果腐屍沒有禿鷲或是細菌的分解，那麼整個生態圈就全部是瘟疫肆虐，毫無生存可能。
做空者真正的夢魘在於，一個謊言的持續，可能遠遠比你想像中的更為持久。
比如Michael Burry等待次貸危機set off等了3年之久。而一個泡沫的形成到破滅需要時間，
當市場在陷入徹底的狂熱，並且經濟進入過熱的情況，每一筆做空倉位都會形成一個synthetic long，因為你做空股票，就要藉股票先賣，然后買回股票還給這些證券的出借人。然後做空者賺取中間的價差。
因此後者的動作會形成一個synthetic long的動作，潛在的購入的long買入動作。所以每當多頭開始逼空市場空頭的時候，多頭慣用的技巧就是通過在期權做市商中建立大量short call倉位並且讓期權做市商必須long gamma hedge against negative gamma產生的long spot行為，形成市場的多頭合力，當逼迫足夠多的做空者平倉，這部分做空者就必須高價買回股票，還給股票的出借人，所以聯合絞殺空頭，來滿足多頭價格飆漲。
最終通過媒體形成一個類似，底層人民掀翻華爾街的華麗童話故事，然而事實上是帶血的籌碼從來就是獵殺空頭的多頭機構。
同樣的手法在TSLA的資本運作手法中可以看到，包括許多的中概股，如PDD等，只不過區別在於手法是否明顯，小辮子是否容易被人看穿。全球QE瘋狂注入流動性，並且不斷bail out 地結果是，流動性氾濫帶來的金融環境從客觀來講成為了這部分做局的多頭的“天然遊樂場”。
市場需要做空者，然而全球監管者在面對做空者首先是妖魔化，當皇帝被別人指責沒穿衣服，第一件事情是絞殺這個說皇帝沒穿衣服，而不是先把衣服穿上。
可見最好的消滅指責做空者，賣空者的方式，是皇帝穿上衣服。當皇帝穿上了衣服，就消滅了所有指責皇帝不穿衣服的批評者。
隨著全球金融監管市場環境的轉變，貨幣政策的激進化，各個ZF逐漸選擇強化中央集權(GLOBAL CENTRALISATION) ，全球的市場空頭的日子越來越難過，作為一個空頭去short selling 甚至會成為一種違法的行動。
資本市場的賣空交易最早產生於十七世紀初（1609年）的荷蘭阿姆斯特丹。商人Isaac Le Maire 1602年買入了荷蘭東印度公司1/4的股權，成為其第一大股東。隨後由於Isaac Le Maire與東印度公司的摩擦，導致他被迫離開該公司。於是，Isaac Le Maire在1609年賣出他所持有的東印度公司的股票，且賣出數量超過其所擁有數量，這就是有記載的最早的賣空交易。一年後，東印度公司股票下跌了12%，Isaac Le Maire等人獲得巨額利潤。
初期，即便是股票買賣也是剛剛開始，賣空交易更多體現為個人行為，各個操作主體比較分散，交易完成主要憑藉一對一的談判並簽署相關合同，其目的是獲取借出和返還證券之間的差價，或者賺取高於銀行利率的資金借貸差。由於缺乏必要的監管，且一開始就背負“惡名”，因此無論是荷蘭、英國、法國還是美國，各國政府都一定程度上對其持有限制態度。
在荷蘭，面對公司股票的大幅下跌，東印度公司十分惱火，認為罪魁禍首就是賣空交易。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認為由於該公司經營狀況不佳導致了股票下跌，而不是賣空造成。但是1610年政府取締了全部的賣空行為。但法令出台後市場自由主義者仍繼續在熊市中進行賣空的投機活動，最終該法令成為一紙空文。荷蘭政府又在1621年再次禁止賣空活動，仍舊沒有取得效果，不得已於1689年取消了禁止法令，但決定對賣空交易獲得的盈利進行徵稅。
在英國，1720年的“南海泡沫”中出現類似情況。瘋狂的投資者將南海(South Seas)公司的股票價格推高幾倍，隨後股票價格出現暴跌，但人們將股價暴跌歸罪於賣空者的存在。約翰.巴納德爵士(Sir John Barnard)向英國國會提交了一項提案，建議禁止一切賣空交易，“將賣主賣出其並未持有的股票的行為視為無效出售”，防止“危險的、破壞性極大的投機賣空對投資者及其家庭、產業乃至商業和貿易產生破壞”。
該法案於1734年頒布，又於1860年被廢止，即使在其有效期內也由於各種因素而未能得到有效執行。在法國，密西西比泡沫(Mississippi Bubble)的破裂同樣引發了對賣空行為的批判。 1724年，皇家法令把股票交易限於賣主所擁有的股票交易上。拿破崙也強烈反對賣空，他認為賣空行為是一種叛逆行為，是賣空者們打壓政府有價證券價格的一種手段，而政府有價證券價格的下跌干擾了他的財政擴張政策。
在1802年，他簽署了一項法令，禁止賣空一年。但1882年法國經濟大恐慌之後，場外交易市場逐漸形成，與交易所競爭逐漸白熱化，賣空也隨之合法化。在美國，隨著證券市場的建立，融券賣空交易也應運而生，其最早記錄可以追溯到獨立戰爭期間發行的政府戰爭債券。在經歷了紙幣和銀行股票過度投機之後，1812年紐約州議會禁止賣空，1830年美國曾經立法禁止賣空交易，不過到了1857年至1859年的蕭條期間，賣空禁令又被廢止
1610年，荷蘭頒布了第一部禁止賣空交易的法規。由於賣空交易改變了投資者只能買漲不能買跌，交易熱情被激發，短時間內穩定了市場。
1720年法國密西西比股災，法國政府隨後禁止賣空交易。由於當時法律並不嚴厲，賣空交易在證券市場屢禁不止，並未達到政策制定者想要的效果。亞洲地區對賣空交易進行大規模限制和出現禁止的情況，主要集中在上個世紀90年代。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馬來西亞禁止了賣空機制，直到2006年3月才重新推出“規範賣空”（Regulated Short Selling，RSS），並引入了報升規則、對單個可賣空股票的規模限制等新規定。
1998年8月，中國香港則於暫停匯豐銀行、香港電訊等股票的賣空，重新實施了報升規則並沿用至今。
1999年至2001年期間，日本股市遭到外國投資機構和對沖基金的夾擊，日本金融廳在2001年對美國高盛、摩根斯坦利、英國巴克萊等在東京的分公司行為定義為“違反政令的賣空行為”，並進行懲戒。
2007年次貸危機發生，隨後多個國家下達了賣空禁令。最出名的要數美國禁止賣空金融股和兩房股票，美國證監會當時表示，從2008年7月21日實行到7月29日，如果有需要可以延長到一個月。禁令出台後的3個交易日，兩房和受到保護的金融大漲，但漲勢曇花一現。資產泡沫破滅的時間只是稍微推後了一點而已。
2011年，歐債危機期間，法國、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時、希臘、韓國和土耳其都宣布禁止賣空。歐洲證券和市場管理局當天發表聲明說：“雖然賣空交易是一種有效的投資策略，但一旦和傳播市場謠言結合起來就被明顯濫用了”。但市場在宣布禁止賣空後並沒有迅速止跌，反而加速下跌並創下年內低點。
單純指責甚至單方面限制空頭並不能阻止市場下跌，2015年的股災不斷證明了這一點，即使限制了股指期貨甚至是空頭期權對沖倉位的限制，最後市場仍然是跌停，甚至市場熔斷都沒有多大的作用。
2019年11月，歐盟市場監管機構再次考慮禁止賣空，但沒有實施。
從結果來看，這類僅僅通過禁止賣空的政策的收益甚至是負的。
被禁被做空的股票的流動性降低，同時股票交易量嚴重下降，股票價差增大，交易成本增加，對沖基金減少了市場參與（瑞士信貸，2008），股票收益分佈的不對稱性增大、價格偏離基礎價值的程度更大。
從各國的情況來看，僅美國賣空禁令產生股票短期正收益，這可能是由於同時期銀行救助計劃和不良資產救助計劃的頒布引起的。而在其他國家及地區，禁止賣空的股票均比其他股票的市場收益更低，裸賣空禁令和加強信息披露均沒有產生超額收益。意大利受到賣空禁令對市場流動性破壞的程度最大，其次是德國、澳大利亞和挪威。美國、英國和愛爾蘭屬於中等，其他國家買賣價差增幅較輕。
同空頭一樣，空頭同樣能夠影響甚至是操縱市場，影響股票價格的最終走勢。然而當我們過度妖魔化其中一方，失去了公允性，這將帶來多空均衡市場的失效以及流動性的瓦解。畢竟金融市場能夠實現配置募資的多種功能就在於其自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