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字雄文】經濟學引言 Vol. 1 左拉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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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絕非僅僅關於數字，量化模型，經濟學作為人文學科，和歷史，科技，文學，意識形態都有巨大的關聯，這也正是這篇文章以法國作家，先賢左拉先生作為題目的原因。因為他經歷過經濟危機，同時他也是首先發現資本主義之惡的作家，也同樣是那個時代少見的清醒者。

經濟學絕不僅僅只是一個拿來裝逼的學科，經濟學是關乎人類集體命運的學科。這關乎我們能否有效管理人類社會，能否糾正我們的錯誤，並且讓我們的後代繁榮昌盛的重要學科！

在這個系列，我會通過時間線，介紹一個代表人物的同時解釋他所面臨的社會問題以及整個經濟環境。這意味著我們對於我們要研究的特定歷史時期有著更多的資料以得出更好的結論。

然而現代經濟學的教育無疑是失敗的，大量的數字公式替代了經濟學中的人文要素，以及中間人類在發展中是如何犯錯的歷史，全部被有意忽略甚至是改寫。經濟學除了拿來改變自身的命運，創造財富之外，同樣能夠造福整個社會！

這就是我的初心，並且將人文的要素不斷補充到當代空白蒼白並且有意引導的謬誤學科中（subject of fallacy).

而如果他仍然在世，他或許會感慨到當資本主義被修正，並且注入了自由市場的原則，這樣的製度創造了繁榮，也創造了貧富差距。此時他或許會洞見到更深刻的問題，在於一種想要徹底顛覆市場化的力量，他或者將成為這個時代的警醒者。

我也熱切期盼著這個時代能創造這樣的“左拉”們。相信我，我並非在等待戈多。

這個系列也會將我先前對於凱恩斯學派，哈耶克學派以及米塞斯學派做一個更加深刻的註解並嘗試引用更多的訊息以及資料，讓我們得以從前人的經驗教訓中得出我們年輕一代如何讓我們的社會更加繁榮的一些啟示。

在我多年的大量閱讀中，我不斷在金融市場中磨練我的技能，同時也通過閱讀盡可能多的理論以及書籍並逐步形成我的投資/交易體系。而這個過程我發現一件事，那就是經濟學的詮釋已經成為ZZ化文宣的一個重要環節，而這種大量的宣傳和對自由市場的妖魔化意味著一個非常危險的趨勢。

這意味著大到不能倒不但會被默許，而只有西方的金融機構會被審判，而這意味著更大的利益集團得以從這個審判中獲得力量，進一步推翻我們曾經繁榮的自由市場原則。這也正是法國大革命值得被後代永遠銘記的原因，因為純粹的憤怒只會成為野心者的籌碼。

這篇系列無意成為任何意識形態的溫床，同時因為現代無論是文壇還是知識界都存在一種相當危險的對於自由市場的敵意。我們如今的繁榮受惠於自由市場，然而由於大部分人缺乏對於經濟的深度理解，因此我們大部分人會誤以為自由的市場，亦即哈耶克所認為的自由市場學派，也是所謂當代被同樣妖魔化的極右派，是造成如今金融危機，財富懸殊的最終罪魁禍首。

這其中危險的是，有少部分既得利益群體，通過腐化自由市場的理念，並且通過利用金融系統自有的漏洞，同時將自己的命運與這套我們人類社會用以創造財富以及繁榮的系統綁架在一起。

因此當烏合之眾開始決定去審判這些舊時代的“神“們，我們將不幸地連同自由市場的信念以及理念一起審判，最終達到別有用心人的終極目的，妖魔化自由市場，推廣大ZF理念，將中小企業束縛致死，讓巨大的國有企業財閥控制一切物資的調配和財富的創造。而這一過程最終的結果就是委內拉化，或是巴西化，甚至是俄羅斯化。

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機構和巨型國有企業一樣充滿威脅。

而往往筆桿子所作的在於渲染前者（比如高盛等投行）的罪惡，而對後者降低力度，甚至是充滿各種讚歌。這種拉偏架的方式成為了無論是現代經濟學公眾號或是文章的一種濫觴，一種常見套路。

最終後果是我們審判推翻了銀行家，結果被另外一幫人抄了家。

我曾經寫下萬字長文總結了凱恩斯以及哈耶克的那些故事。有興趣的可以去知乎看下近期新發的文章，同樣我也會把一些我寫的老文，重新編輯後發出。

我也撰文了寫了一戰後金融秩序重新建立的過程。

也就是英美之間，由凱恩斯以及懷特主導的兩大戰勝國博弈後而形成的貨幣秩序。

世界金融秩序的交替 — — 二戰後英國的凱恩斯計劃和美國的懷特計劃

先簡單介紹一下左拉，以及我對他的評價。

而要公正客觀評價一個作家，或是一個藝術家，我們不可能跳脫於他所身處的那個時代。因為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個體同樣也是時代的產物。

左拉是相當偉大的作家，因為他的才能已經超越了那個時代文學的範疇。他將人們的視線從文藝復興後的人文浪漫轉回到個人命運，社會現實以及生存的深刻命題。

左拉經歷了貧窮和苦難的生活洗禮，這使他對於他的時代有著更為銳利的洞見。然而很幸運的是，時代認同了他的才能，他也經歷了從作家到商人再到reformer的角色的轉變。

他的著作成為了他的時代最好的浮世繪。他同樣以非常理性，深刻的方式面對這個社會的災難以及創傷。他從他所處的時代中覺醒，他洞見了屬於他所生的時代的苦痛以及災厄。

1865年左右，左拉在闡述自己的文學主張時認為，一件藝術作品乃是通過藝術家的眼睛移植過來的現實，這種移植應當建立在理智和真實上，尤其應當來自一種強大的創造氣質。

翌年，他在《小說的兩種定義》一文中，把小說家的方法和學者的方法進行了對照，指出小說家的職責是尋找真實，探索激情，敘述逼真的事件，而不是敘述複雜的史實。

左拉通過交易所、世界銀行、股份公司的真實描繪，展示了帝國主義時代的開端。左拉不僅表現了財團大亨之間的相互廝殺，交易所裡的殊死搏鬥，而且還正面地展示了勞資之間的矛盾衝突，以最廣大的鏡頭視角攝下了產業工人大罷工的全景。作者以從種族、遺傳、環境三要素出發，洞察人類社會，審視人類檔案，詳盡地剖析了資本主義文明紗幕掩飾下的社會罪惡。

他通過冷靜而沉著的方式描寫著資本主義的罪惡，人類在第一次工業化，那個時代由於工廠這種生產方式的創造，因此大量的童工被雇傭，同時工人被不斷壓迫這一社會現實。

他對於猶太人遭遇的義憤填膺同時也讓他成為那個時代最為孤獨的人

社會中的正義經常遲到。

左拉在當時發出的最震耳欲聾的聲音就是發出了一篇文章《我控訴》。

一百年前的1906年7月12日，法國最高法院終於宣告德雷福斯無罪。被列為世界史上著名政治冤案之首的“德雷福斯案”，由此徹底平反。

“德雷福斯案”因為左拉，因為左拉的《我控訴！ J’Accuse…!》，永銘歷史、永留人心。一代法國文豪左拉，正是以他控訴的姿態，反而最終為自己的國家贏得了世界聲譽― 任何一個有良知、存正義的國度，都要為自己國家曾經出現這樣的人士而感到驕傲。

德雷福斯，一位年輕而英俊的猶太裔上尉軍官，儘管戴著眼鏡，同樣颯爽英姿。他做夢都沒想到，自己會陷入這樣的 “情報案”中：

1894年9月，法國情報人員獲得一張給德國駐法國大使館的“便箋”―據說是在使館的一個紙簍裡發現的，已被撕成六片，上面開列一份清單，有關大砲之類的“情報”。 “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出叛徒”的行動開始了。在檢查筆跡時，情報處發現德雷福斯的筆跡與那張便箋上的筆跡“有些相像”；當局還發現，德雷福斯是參謀部所有軍官中惟一的猶太人，他的兄弟為了經營家產而保留了德國國籍。德雷福斯立馬被逮捕，交由軍事法庭審判。

法國公眾聽說是個猶太人出賣了自己國家的情報，頓時群情激憤，大家都想給這個猶太人一點厲害瞧瞧，很多人要求對德雷福斯處以極刑。 1894年12月22日，德雷福斯被開除軍籍，處以終身流放；次年1月18日，他被遣送到南美洲法屬圭亞那的魔鬼島監禁。

德雷福斯本人拒不認罪，其親屬堅持為他申冤。 1894年德雷福斯被判罪時，左拉並不在巴黎，所以起先他也像大家一樣認為這名軍官是有罪的；但左拉向來對排斥猶太人的行徑深惡痛絕。後來，他接待了一位才華橫溢的記者的來訪，他叫拉扎爾，是他第一個在一本小書裡對1894年“德雷福斯案”的判決合法性提出質疑。拉扎爾儘管沒有完全說服左拉，但他提供的證據引起了左拉對這樁案子的關心關注。

德雷福斯被捕以後，但是法國的軍事情報洩露非但沒有停止相反更為激烈。

這事就讓軍方感到奇怪了，難道我們抓錯人了嗎？

於是軍方又開始調查，到1896年3月，真正的“ 內奸”艾斯特拉齊進入了調查人員的視野。反間諜處處長皮卡爾在查閱艾斯特拉齊的檔案時，見到他當年要求調往參謀部工作的申請，發現字跡與“德雷福斯案”中的那張便箋上的一模一樣。皮卡爾的朋友將情況告訴了左拉，左拉徹底明白了：被關在魔鬼島的不幸的德雷福斯是無辜的！

良知是內心的審判者，有良知的人才有壓力，而且是向內的壓力，而這個壓力必然像是壓力鍋一樣最終引爆。

從此，左拉再也無法保持沉默。左拉的私生女德尼絲・勒布隆・左拉，在後來完成的研究性論文《我的父親左拉》中這樣說：“左拉當時在全世界的影響不亞於托爾斯泰，他感到有責任把他所知道的事實真相大聲地公佈於眾；沉默，對他而言，不只是一種痛苦，而且是恥辱。

這是真正激烈的理想主義者，為理想而生，也為理想而死。

挺身而出的作家左拉，連續發表《給青年的信》、《致法蘭西的信》等等文章，無情揭露事實真相；

在《致法蘭西的信》結尾，左拉寫下了這樣的句子：“法蘭西，醒來吧，想想你的名譽！”

France, réveillez-vous et pensez à votre réputation!

然而這些是左拉為德雷福斯辯護的早期著作。

直到98年1月10日，軍事法庭審理對艾斯特拉齊的控告，儘管艾斯特拉齊承認了是他向德國人提供情報，德雷福斯不過是個替罪羊，但法官和陪審員們根據“上面的旨意”，還是宣判艾斯特拉齊無罪―軍事當局因怕損害自身威信而拒絕改判！用一個荒誕的錯誤掩蓋另一個荒誕的錯誤，沒有比這樣的錯誤更荒誕的了；這樣荒誕的判決，引爆了有識之士更巨大的憤怒。

兩天之後，1898年1月13日，星期四，人類權利保護史上，一篇偉大的戰鬥檄文誕生了！那就是歷久彌新、永垂人類思想青史的文章《我控訴！ 》。這是被激怒的左拉花了一天兩晚的時間，在激憤中寫就的萬字長文。

這篇長文我會在文末附上中譯版。

左拉派人把它送到《震旦報》，編輯們讀完稿子後個個激動萬分。文章原來的標題是《致共和國總統費利克斯・福爾先生的一封信》，但文章見報需要一個簡潔的標題，大家苦思冥想的時候，主編克列孟梭忽然大叫起來：有了！原來文章當中就有接連出現的氣勢磅礴的“我控訴”。

J’Accuse…!

克列孟梭沒去征求左拉的意見，就以《我控訴！ 》做了標題，用大過報紙名稱的字號，在《震旦報》頭版刊出了全文。這一天《震旦報》賣瘋了，印發了30萬份。

“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微弱的心聲還在讓我繼續向前，我就要把通向真理的真正道路指給人們，絕不顧慮後果。”這是蘇格拉底說過的話，左拉在《我控訴！ 》裡就是這樣幹的，左拉對於主流社會敵視猶太人，排擠猶太人，甚至想要栽贓陷害猶太人感到絕望以及憤怒！

當時的社會充滿著分化和階級的區分，這也是早期資本主義的原罪，同時社會依然充滿著對於異族人的仇恨以及不信任，整個社會瀰漫著憤怒的情緒。

在文中，左拉毫不客氣地說：“一個社會到了這種地步，就要解體了！”他“懷著強烈的信念”，把“真理在前進，無可阻擋！”

文章的最後，左拉寫道：

“至於我控訴的人，我並不認識他們，我從未見過他們，和他們沒有個人的恩怨仇恨。我在此採取的行動，只是為了促使真理和正義大白於天下。我只有一個目的，以人類的名義，讓陽光普照在備受折磨者身上，人們有權得到幸福。我的激烈抗議，只是我靈魂的呼聲。讓他們把我帶往重罪法庭吧，讓審訊在光天化日下進行！我等待著。”

顯然，左拉已經清晰地預感到自己要“出事”。正如蕭伯納所說的，“許多偉大的真理開始的時候都被認為是褻瀆行為。”一星期後，左拉被起訴。偉岸的左拉囑咐他的律師，要千方百計讓公眾知道德雷福斯是無辜的，而不要把精力用於證明左拉是無罪的。支持左拉的人和反對左拉的人於是分成鮮明的兩個陣營。反對者主要是那些保皇黨人、教權主義者、種族主義者，他們甚至下作地僱用大幫鼓譟者在法院四周大喊大叫；一位支持左拉的年輕人因為向左拉表示敬意而遭到一頓痛打。

左拉成為了這場ZZ風暴的核心以及受害者。對於左拉袒護猶太人的義舉，他受到的是更多的謾罵、攻擊鋪天蓋地，甚至有人以暗殺相威脅。想要逼迫佐拉閉嘴並且停止袒護猶太人。

最終左拉被判有罪，他被判處一年徒刑併罰款 3000法郎。

律師們向最高法院上訴。

其間，律師建議左拉應該離開法國，讓判決失去執行效力。起先左拉並不同意，“寧願坐牢也不逃跑”，否則人們會對他怎麼想呢？但最後朋友們說服了左拉，左拉辭別了堅強支持他的夫人。

於1898年7月18日，也就是發表《我控訴！ 》半年之後，“疲憊而絕望”地離開法國去了英國，成了一名流亡者。走時，孤身一人的他“只隨身帶了一件睡衣，折疊在一張報紙裡”。

最終左拉因通風不良的煙囪在1902年9月29日死於一氧化碳中毒 10月5日的葬禮有數千人參加。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最初曾答應不參加葬禮，但得到左拉夫人的允許並參加了葬禮。左拉死後，佐拉剛剛完成了一部關於德雷福斯案的小說《韋里泰》。已經計劃了續集《正義》，但沒有完成。

他的敵人因先前嘗試暗殺左拉而被指責，但由於證據有限，因此無法證明他們殺死了左拉。而佐拉收到了來自法國各地的同情以及緬懷；在一周的時間裡，他家的前廳擠滿了著名的作家，科學家，藝術家和政客，他們在登記冊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以紀念左拉之死。

另一方面，佐拉的敵人利用這次機會幸災樂禍。亨利·羅什福爾（Henri Rochefort）在《L’Intransigeant》中寫道，佐拉是由於他發現德雷福斯有罪而出於羞愧而自殺。

左拉最初被埋葬在巴黎的蒙馬特大劇院（Cimetièrede Montmartre）中，但在他去世僅五年零九個月後的1908年6月4日，他的遺體被轉移到萬神殿，在那裡他與維克多·雨果和亞歷山大·杜馬斯共享了一個地穴。

不滿的記者和愛德華·德魯蒙的崇拜者路易斯·安特爾梅·格雷戈里（Louis-AnthelmeGrégori）的暗殺企圖破壞了儀式，後者在槍擊中受傷，手臂刺傷了他。格雷戈里被巴黎法院宣布無罪，後者接受了他的辯護，即他無意殺死德雷福斯，只是為了吃草。

1953年，記者讓·波雷爾（Jean Borel）在《自由報》上發表的一項調查（“左拉殺手”？）提出了這樣一種觀念，即左拉的死可能是謀殺而非意外。

左拉的時代是經歷各種社會動盪，而這中間的各種經濟學上的因素，我們將在下篇做詳細的解釋。為何這些經濟因素最終導致了社會問題的層出不窮，而資本主義在這幾百年間修復了哪些錯誤，又有哪些錯誤被人為地利用創造了更多悲劇？

現代金融系統的問題是如何由於腐敗而形成，而我們又如何以歷史為鏡避免，我們不能夠妖魔化市場，甚至是拋棄市場的配置，這是人類現代社會的必要核心組件。而更多我的結論和思考都會在下篇延申探討。

以上部分文字參考徐迅雷《我控訴：人類良心的一剎那》一文，特此致謝

左拉：我控訴

總統閣下：

為了感激您接見我時的仁慈、親切態度，您可否允許我對您應得的聲譽表示關切?您可否允許讓我告訴您，雖然您軍徽上的軍星數量正在攀升，卻受到最可恥和難以磨滅的污點玷污，它正處於逐漸黯淡的危險中。

惡名誹謗並沒有使您受損，您贏得了民心。您是我們崇拜的熱力中心，因為對法國來說，與俄羅斯結盟是場愛國慶典。現在，您即將負責全球事務，這是個多麼莊嚴的勝利，為我們這勤勞、真理與自由的偉大世紀加冕。不過，令人討厭的德雷福斯事件玷污了您的名字(我正要說玷污了您的政績)。軍事法庭居然奉命判埃斯特哈齊這種人無罪，真理與公義被打了一記大耳光。現在一切都太遲了，法國已顏面盡失，而歷史將會記載，這樣一起有害社會的罪行發生在您的總統任期內。

既然他們膽敢這樣做，非常好，那我也應無所畏懼，應該說出真相。因為我曾保證，如果我們的司法制度 — — 這起事件曾通過正常渠道來到它面前 — — 沒有說出真相，全部的真相，我就會全盤道出。大聲地說出是我的責任，我不想成為幫兇；如果我成為幫兇，在遠方備受折磨的無辜者 — — 為了他從未犯下的罪行而遭受最恐怖的折磨 — — 的幽靈將會在夜晚時分糾纏著我。

總統閣下，我將大聲向您說出令正直人士強烈反感的真相。基於您的信譽，我深信您尚未發覺事實的真相。您是法國的最高首長，除了您，我應該向誰痛斥那些真正犯罪的人?

首先是有關德雷福斯審訊及不利於他的判決的真相。

一個邪惡的人主導了這一切，乾了這一切：帕蒂上校。當時他只是一名少校，他就是整起德雷福斯事件。一直要到一個公正的調查清楚地確立他的行動和責任之後，我們才會明白德雷福斯事件。他看起來令人難以推心置腹且心思復雜，滿腦子詭計且沉迷於運用低級小說的方法 — — 偷取文件、匿名信，在荒廢的地方會面、在夜晚兜售害人證據的神秘女人。說備忘錄是德雷福斯所寫的，是他的主意；要在一間滿是鏡子的房間檢查該文件，也是他的主意。福爾齊內蒂少校告訴我們，帕蒂拿著尚未點亮的提燈進入犯人正在睡覺的牢房，突然把燈光射在​​犯人臉上，意圖使受到驚嚇的犯人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條件下招供。還有很多可以揭發的事，但這不是我的責任；讓他們去調查，讓他們尋找吧。我只能簡單地說，帕蒂以刑事警官的權限負責調查德雷福斯案，以事發先後順序與軍銜而言，他必須在這起已誤判的案件上負最大責任。

因全身癱瘓而去世的情報局長桑德赫爾上校曾持有該備忘錄一段時間。以前曾發生過“消息洩漏”、文件失踪，如同今日依然不見踪影一樣。當有人漸漸懷疑備忘錄只有參謀部炮***軍官才有可能執筆時，當局曾設法找出此人。這是一個明顯的雙重錯誤，顯示出備忘錄的檢驗是很表面的，因為一個仔細、合理的檢驗就能證實只有步兵軍官才有可能寫下這份備忘錄。

因此，他們徹底搜索前述的範圍；他們檢驗筆跡樣本，好像這是個家庭糾紛。他們認為會在他們自己的辦公室找到叛***，然後再驅逐他離開。現在我們都熟悉這部分情節，我不想複述，但是就在帕蒂少校開始參與其事時，德雷福斯立即受到懷疑；從那時起，帕蒂陷害了德雷福斯，事件變成“他的”事件。他確信他能把叛***弄得十分狼狽，並且從他身上榨出一份完整的自白。當然，還有陸軍部長梅西耶將軍，他似乎才智平庸；還有參謀部長佈瓦代弗爾將軍，看來他似乎被強烈的教權主義左右了；還有副參謀部長貢斯將軍受良心驅使，對事件的處理比較開明。但是，事件的發展是由帕蒂單獨開始的，他牽著那些人的鼻子走，對他們施展催眠手法。對，他也***招魂術和神秘主義，和幽靈交談。他施加在不幸的德雷福斯身上的實驗和所有瘋狂的拷問方法 — — 設下供認的陷阱、愚蠢的調查、荒謬的偽造文件 — — 令人難以置信。

啊，對熟悉前面情節的人來說，那真是個噩夢!帕蒂少校逮捕了德雷福斯，將德雷福斯關入單人牢房。他立即跑到德雷福斯家恐嚇德雷福斯夫人，如果她向外界說任何一句話，便會失去她的丈夫。同時，那個不幸的人正扯著自己的頭髮，大喊冤枉，拷問的進行有如15世紀的記錄，蒙上神秘的煙幕並伴隨著大量粗糙的手法。指控完全基於一紙愚昧的備忘錄，而那幼稚的指控不但是頗為普通的叛國罪，同時也是最卑鄙的欺詐，因為幾乎所有轉交給敵方的所謂機密都是毫無價值的。我強調這一點，因為這是煽動後來那真正罪行 — — 令法國聲譽掃地、恐怖的司法錯誤 — — 的閘口。我想完全清楚地指出司法錯誤是怎樣發生的，帕蒂少校如何親手打造了這個錯誤，梅西耶將軍、布瓦代弗爾將軍和貢斯將軍如何受他愚弄，以致後來必須負起這個錯誤的責任，進一步覺得有責任予以護衛，並視之為不容討論的神聖真理。起初他們所犯的錯誤是疏忽與愚昧，從最壞的方面來說，他們屈服於自己圈內人的宗教***與部隊精神所帶來的偏見，並且縱容了愚昧。

現在，德雷福斯被傳喚到軍事法庭受審，一切被要求保密。叛***若真為敵人開啟了我們的國防邊界，讓德國皇帝直衝巴黎***院，軍事法庭就不能強制更嚴密的緘默，而且更強硬、更神秘。現在全國陷入震驚狀態，涉及恐怖的行為、背叛及歷史性的醜聞時，謠言自然便四起，當然，國家便向這些謠言低頭。刑罰重到無以復加，叛***被公開***，公眾大為喝彩。國家的態度非常堅決：既然可恥的行徑將罪人放在遙遠的石山上，他便應當留在那裡遭受懊悔吞食；然而，那些難以形容、危險、可能會激怒整個歐洲的指控則需要用禁止旁聽的秘密會議小心地隱藏起來。這些控訴是否為真?不，當然不是!在帕蒂少校那過分、瘋狂的幻想背後，什麼都沒有。一切不過是一道煙幕，目的是隱瞞一本粗俗、古怪至極的小說；只要細讀軍事法庭上宣讀的正式***書，任何人都會相信以上所說都是真的。

那份***書多麼膚淺!一個人有可能因為它而被判有罪嗎?如此惡劣著實令人震驚，我要求正直人士都要閱讀它：當他們想到德雷福斯因為它而在魔鬼島付出不相稱的代價時，他們的心將因憤怒、反感而悸動。

德雷福斯能說多種語言，對吧?這是一項罪行。

在他家找不到任何有損他聲譽的文件，對吧?這是一項罪行。

他偶爾回鄉探訪，對吧?這也是罪行。

他勤奮工作、求知欲強，對吧?這是一項罪行。

他不易驚惶失措，對吧?這是一項罪行。

他真的驚惶失措，對吧?這是一項罪行。

它的措辭多麼天真!它的主張多麼毫無根據!他們告訴我們，他被***十四項不同的罪狀，但最後其實只有一項真實的罪行：即有名的備忘錄。而我們甚至發現專家們並非意見一致，其中一名叫戈貝爾的專家因為敢於做出與軍方期望不同的結論，便被軍方施壓。他們亦告訴我們，有23名軍官的出庭作證不利於德雷福斯，我們仍然不知道他們被問了些什麼問題，但我們確信他們的證詞不全是負面的。而且，你們將會發現他們全都來自陸軍部，這場審訊是個家庭秘密會議，他們全都是“圈內人”。我們不能忘記這一點：是參謀部想要這場審訊，是他們審判德雷福斯，而他們剛剛又對他做出了二次判決。

這樣，剩下來的只有備忘錄，而專家們對它的看法並不一致。他們說，在會議室內法官自然傾向宣判無罪。這情形若是真的，你就可以明白，為了證明判決有理，參謀部今天不顧一切堅稱擁有一份可以確認罪狀卻不能亮相的文件，這份文件使一切合法化，我們必須向它低頭服從，好像服從一位隱匿不可知的神。我拒絕接受任何這樣的文件，我全力拒絕!可能是某張可笑的紙碎片，也許是那份提及隨便的女人或要求越來越多名叫“D”的人的文件；無疑地，是某個丈夫或某人覺得利用了他的妻子之後並未支付足額費用。可是，那張紙不是與國防有關、公開後會立即導致戰爭嗎?不!不!那是謊言。更令人憎惡、更具諷刺性的是，他們的謊言不會使他們遭受任何傷害，沒有任何方法判他們有罪。他們把法國弄得天翻地覆，躲藏在他們造出來的合法喧囂中，藉著使人心戰栗和心智扭曲堵住人們的嘴。據我所知，危害社會的罪行莫過於此。

總統閣下，這些事實解釋了誤審是如何造成的，而關於德雷福斯的性格、他的財務狀況、缺乏犯罪動機、從未停止大喊無辜 — — 這一切都證明他是帕蒂少校過度想像力的犧牲品，也是軍方盛行的教權主義的犧牲者；而對“污穢猶太人”的***追獵，則使我們的時代蒙羞。

現在，讓我談談埃斯特哈齊事件。三年過去了，許多人的良心仍然深感不安、憂慮、煩惱，因而使他們進一步查看，最後他們相信德雷福斯是無辜的。

我將不再回溯有關舍雷爾克斯特納起初的疑惑以及後來對事件肯定的故事；然而，當他進行他的調查時，參謀部內部發生了非常嚴重的事。桑德赫爾上校去世了，接替他任情報局長的是皮卡爾上校。皮卡爾履行職權時，有天拿到一封由一名外國特務寫給埃斯特哈齊上校的信，他在強烈責任心的驅使下展開調查，但若非有上司的同意，他不會採取行動。因此，他向直屬上司 — — 貢斯將軍，然後是布瓦代弗爾將軍，然後是繼梅西耶將軍之後任陸軍部長的比約將軍 — — 略述他的猜疑。人們經常談及的著名的皮卡爾檔案，其實就是不折不扣的比約檔案，這個檔案是由屬下為部長預備的，參謀部必定仍保有這份檔案。調查從1896年5月進行至9月，有兩件事是確定的：貢斯將軍深信埃斯特哈齊有罪，而布瓦代弗爾將軍及比約將軍並不懷疑備忘錄是出自埃斯特哈齊的手筆，這些結論是基於皮卡爾上校的調查。但是情緒一下子高漲起來，因為埃斯特哈齊若有罪，德雷福斯的判決勢必會被***，而這正是參謀部決定不惜任何代價避免的。

當時，與事件有關的人士必定感到無比焦慮。值得注意的是，比約將軍並沒有做出任何妥協，他剛剛上任，有能力揭發真相。但是他不敢這樣做 — — 無疑地，他害怕公眾輿論，也害怕連累整個參謀部的職員，包括布瓦代弗爾將軍、貢斯將軍及部屬。他的良心正與他認為什麼是陸軍最重要的利益相對抗，但只持續了一分鐘。一分鐘過後，一切都太遲了，他已做出選擇：他妥協了。

從此，他所承擔的責任愈來愈重，他已承擔了別人的罪行，也和其他人一樣有罪。他的罪比其他人更重，因為他有權糾正司法的不公，卻沒有採取行動。如果可以，請您明白這一點!一年來，比約將軍、布瓦代弗爾將軍及貢斯將軍都知道德雷福斯是無辜的，但他們不吭一聲!這樣的人夜裡竟然還能安然入睡!他們有妻子、兒女，而且愛自己的妻兒。

皮卡爾上校以正直人士的身份盡其本分，以正義的名義對上司表明堅決的態度。他甚至乞求他們，告訴他們，他們的躊躇不定是如何不明智，一個多麼恐怖的風暴正在成形，而真相一旦大白，風暴會如何爆發。後來，舍雷爾克斯特納先生向比約將軍重複了這一席話；出自愛國熱忱，他懇請比約認真處理這起事件，切勿讓它愈演愈烈，最終演變成公共災難。可是，罪過已經造成了，參謀部已無法坦白招供了；而皮卡爾上校被調職，他們將他愈調愈遠，甚至調到了突尼西亞。他們甚至想要指派他從事一項必然會招來殺身之禍的任務，莫赫斯侯爵就是在同一地區被殺的。儘管如此，皮卡爾並未失寵，貢斯將軍和他保持友好的書信往來，只是揭發某些秘密並非明智之舉。

在巴黎，征服人心的真理正在向前邁進，而我們知道這場預料中的風暴將如何爆發。當舍雷爾克斯特納先生正要向司法部長要求重審德雷福斯案時，馬蒂厄·德雷福斯公開抨擊埃斯特哈齊是備忘錄的真正作者，埃斯特哈齊就在此時浮出水面。證人說，他起初驚惶失措，正處於自殺邊緣或準備逃走；然後，突然間他變得非常大膽、非常激烈，巴黎為之愕然。因為具體的支持以匿名信的方式出現，警告他敵人正在採取的行動，某夜甚至有個神秘​​女人交給他一份由參謀部偷來的、能救他一命的文件。我不禁懷疑帕蒂上校是幕後主使人，因為我認得出這種策劃很符合他那充滿想像力的作風。他的成就 — — 決定德雷福斯有罪 — — 已遭遇險境，無疑地，他要保護他的成就。修訂判決?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會枉費他為那虛構的低級故事所做的牽強、悲哀的努力 — — 這個故事可惡的最後一章是在魔鬼島上，帕蒂不容許這樣的事發生。因此，他與皮卡爾之間的決鬥終將舉行；在決鬥中，其中一人將光明正大地讓人看到他的臉，另一人則戴上面具，不久我們會在民事法庭上見到他們。這一切的後盾便是參謀部，它仍然為自己辯護，拒絕承認所犯的罪行，這些罪狀愈來愈令人憎惡。

在迷茫中，人們亟欲了解誰可能是埃斯特哈齊的保護者。幕後主首是帕蒂上校，他安排一切，主導了整個局勢；他所用的方法是如此荒謬，以致馬腳四露。

其次是布瓦代弗爾將軍、貢斯將軍和比約將軍，他們覺得有責任使得埃斯特哈齊無罪開釋，因為若承認德雷福斯無罪，陸軍部便會受到公眾的嘲笑而威信掃地。這是個奇怪的現象，而其結果也令人印象深刻，因為事件中唯一的正直人士皮卡爾上校成了受害者，飽受粗暴的待遇與懲罰。啊!正義!恐怖的失望充滿了我的內心!他們甚至說皮卡爾就是那名偽造者，偽造了那封意欲打垮埃斯特哈齊的電報。但天啊，為了什麼?有什麼目的?請說出一個動機來。他是否也被猶太人收買了?整件事最滑稽的一點是皮卡爾根本是名反猶太主義者。對，我們正目睹一幕醜陋的場景：負債累累、為非做歹的人被判無罪，而一個充滿榮譽感、毫無不良記錄的人卻聲名狼藉!當社會***到這種地步，便開始腐化。

總統閣下，這就是埃斯特哈齊事件：一個有罪的人卻被證明無辜。兩個月來，我們注視著這起悲慘事件的每一段情節，我只能簡述，這只是整件事的摘要，但有一天，這起動盪事件的每一部分都會被詳盡地寫出來。我們目睹佩利厄將軍與哈法義少校指揮了一項惡劣的調查，調查的結果是壞蛋變好人，正直人士名譽掃地。然後，當局便召開軍事法庭。

有沒有人真的希望一個軍事法庭會***另一個軍事法庭所做的判決?

我所說的甚至不涉及軍事法庭的法官，選擇他們的方式可以有所不同。由於這些軍人的血液中含有紀律的因子，難道這不足以取消他們擔任公平審判的資格嗎？紀律意味著服從，陸軍部長是陸軍的最高司令，一旦他宣布原判的威信，您怎能期待另一個軍事法庭會***原判?以階級關係來看，這是不可能的。比約將軍在他的聲明中已為法官鋪了路，他們在審理案件時服從他的意見，有如在戰場上服從司令的指揮，不假思索地服從。影響他們判決的意見是：“德雷福斯已被軍事法庭裁定叛國，所以他是有罪的，我們這個軍事法庭不能宣布他是無辜的。現在，我們知道如果我們承認埃斯特哈齊有罪，就等於說德雷福斯無罪。”沒有任何東西能使他們脫離這條思路。

他們的判決如此不公平，以至於嚴重影響了未來的軍事法庭，並且使他們所做的決定永遠被人懷疑。我們也許可以懷疑第一次軍事法庭的判決是否明智，但毋庸置疑的是，第二次軍事法庭有罪。他們的藉口 — — 我一再重複 — — 是最高首長已宣布第一個判決是不容改變的，是神聖與超越一切的，他的屬下怎麼敢反對?他們向我們宣揚陸軍的聲譽，要我們愛戴陸軍、尊重陸軍。哦，是的，的確，如果你是指國家一旦遇到危險，陸軍便立即響應，保衛法國領土，這樣的陸軍就是法國人民，而我們能為它做的，除了愛戴和敬重別無其他。可是，介入這起事件的陸軍並無尊嚴可言，它不會為我們所需的公義而戰。我們在這裡面對的是持著刀劍、明天可能***我們屈服的軍人，我們應該誠懇地親吻他們那把有如神助的刀柄嗎?不，當然不應該!

如同我剛剛向您陳述的，德雷福斯事件就是陸軍事件：參謀部的一名軍官被同僚告發，在主管的壓力下被判刑。我一再地說，他若沉冤得雪，參謀部全體官員便必須認罪。因此，陸軍運用了任何想像得到的方法 — — 在新聞上運作、聲明與暗示及各種有用的方法 — — 袒護埃斯特哈齊，以便再判德雷福斯有罪。共和政府應當帶把掃帚到***會的巢穴(比約將軍自己這樣稱呼他們)掃個乾淨!什麼地方可找到剛強、明智又愛國且具有足夠膽量徹底改革整個制度、從頭再開始的內閣?我知道不少人只要想到戰爭便不寒而栗，因為他們知道國防是由怎樣的一批人操縱的!一座神聖的教堂現在已變成了卑鄙陰險、散佈謠言、背後中傷者的狡窟，而這就是決定我們國家命運的地方!人們從德雷福斯事件中那個人的犧牲看到了那恐怖的情景。對，一個不幸、“卑鄙的猶太人”犧牲了。對，幾名軍官運用了一連串瘋狂、愚蠢、放縱的想像力、鄙劣的警察手段、審判官式與暴君式的手腕，卻沒有受到處分!他們用靴子踐踏國家，以國家利益為藉口，將國家要求真理及正義的呼聲塞入它的喉嚨。

他們也犯了其他罪行。他們的行動是以下流報章為根據，並且讓巴黎的***為他們辯護 — — 這班***現在耀武揚威、目中無人，同時，法律與誠實則因戰敗而受挫。當多數人要求的是一個作為自由、正義國家之首的慷慨祖國時，卻指責某些使法國陷於混亂中的人，這根本就是一起罪行 — — 儘管真正犯了這起罪行的人正策劃誤導全世界相信他們虛構的事件是真的。誤導、操弄公眾意見並使之走上***，是一項罪行；毒害謙虛、普通平民的心靈，鼓吹***、褊狹的***，自己卻躲在反猶太主義那可憎的堡壘背後，也是一項罪行。法國是人權自由的偉大搖籃，若不消除反猶太主義，便會因此而死亡。以愛國為藉口增進仇恨，是一項罪行；正當人類的科學為真理及正義而努力時，把刀劍當成現代的神只來崇拜，也是一項罪行。

真理與正義 — — 我們曾多麼熱切地為它們奮鬥!現在看到它們被人拒絕、忽視、***撤退，是多麼令人沮喪!我可以輕易地想像舍雷爾克斯特納的靈魂如何充滿沮喪的痛苦，無疑地，將來有一天，他會巴不得當他在議院被質疑時，曾採取革命性的行動，透露他所知道的一切，扯下所有的虛假面具。他是您忠誠的可靠人士，一位能回顧自己誠實一生的君子。他認為真理本身便已足夠 — — 沒有什麼實際用處卻已足夠 — — 對他來說，這是非常清楚的。他自問為何要破壞平靜的局面，反正旭日就要上升。他安詳、自信，可是現在即將因此受到懲罰，多麼殘忍呀!皮卡爾上校的情形也是一樣：基於高尚的尊嚴，他沒有公開貢斯將軍的信。他的顧慮為他帶來聲譽，然而當他尊重紀律時，他的上司卻忙於中傷他；在他的審訊前，他們用蠻橫、令人難以置信的方法進行調查。有兩名受害人，兩名正直、心胸寬闊的人，他們退後一步，讓神做它的工作，但同時，魔鬼也在進行它的工作。說到皮卡爾，我們目睹了一種極不名譽的情況：一個法國法庭允許檢察官公開指責一名證人，法律上能有的控訴都加在這名證人身上，但是當這名證人被傳喚回法庭解釋並為自己辯護時，這個法庭便宣布要秘密審訊。我認為這仍是一項罪行，而我估計這種做法將會激起所有人類的良心，我們的軍事法庭的確有很古怪的正義觀。

總統閣下，這是很明白的真理，它令人震驚，它將在您的總統任期內留下無法清除的污點。啊，我知道您無權過問，您是憲法的囚犯，也是最接近您的人的囚犯。但是，身為一個人，您的責任很清楚，您一定不會忽略它，您一定會擔起您的責任。我沒有一刻感到絕望，我知道真理會取得勝利。我深信 — — 我重複 — — 我較以前更深信真理正在向前邁進，沒有什麼事物能阻擋它。這起事件剛剛開始，因為現在的情況如水晶般澄清：一方面犯罪者不想透露真理，而另一方面捍衛正義者將用他們的生命見證正義。我在其他地方說過，現在我在此重複：真理若被埋藏在地下，將會發芽生長；一旦有一天爆發，一切都會被炸開。時間會證明一切，而我們便會知道我們究竟有沒有為未來的大禍做好準備。

總統閣下，這封信太長了，我就此做出結語。

我控訴帕蒂上校，因為他是司法誤審中的兇暴主角(不知不覺地，我願意相信)，他更運用極荒謬與應受譴責的詭計，掩蓋他過去三年的惡行。

我控訴梅西耶將軍，因為他是本世紀最不公平行動之一的同謀，但其所為至少出自其脆弱的心志。

我控訴比約將軍，他手上握有表明德雷福斯清白的不可否認的證據，卻將它隱藏。為了政治目的，他犯下這起違反公義、違反人道的罪行。他這樣做是為了挽回已受連累的參謀部的面子。

我控訴布瓦代弗爾及貢斯將軍，他們是同一起罪行的同謀，其中一位無疑是出自強烈的***信念，另一位可能是出於使陸軍部成為不可攻擊的至聖之所的團隊精神。

我控訴佩利厄將軍和哈法義少校，他們指揮了一項低劣的調查。我指的是該項調查是絕對一面倒的，而哈法義所寫的報告是天真、***的不朽之作。

我控訴三名筆跡專家，即貝洛姆(MessrsBelhomme)、瓦里那(Varinard)與庫阿爾(Couard)，他們呈交了虛假的報告 — — 除非醫療報告顯示他們的視力和判斷力有問題。

我控訴陸軍部在新聞界主導了一項可憎的運動(尤其在《閃電報》與《巴黎迴響》〔L Echo de Paris〕)，以隱瞞自己的錯誤，誤導公眾意見。

最後，我控訴第一次軍事法庭，它違反法律，只依據一份目前仍為秘密的文件，即宣判被告有罪。我控訴第二次軍事法庭，它奉命掩飾第一次軍事法庭的不法行為，後來自己卻明知故犯，判一個有罪的人無罪。

在提出這些控訴時，我完全明白我的行動必須受1881年7月29日頒布的有關新聞傳布條例第三十及三十一條的監督。依據這些條例，誹謗是一項違法行為，我故意使我自己置身在這些法律下。

至於我控訴的人，我並不認識他們，我從未見過他們，和他們沒有恩怨或仇恨。對我來說，他們只是一種實體，只是社會胡作非為的化身。我在此採取的行動只不過是一種革命性的方法，用以催促真理和正義的顯露。

我只有一個目的：以人類的名義讓陽光普照在飽受折磨的人身上，人們有權享有幸福。我的激烈抗議只是從我靈魂中發出的吶喊，若膽敢傳喚我上法庭，讓他們這樣做吧，讓審訊在光天化日下舉行!

我在等待。

總統閣下，我謹向您致上最深的敬意。